日據時代，台灣知識份子夢寐以求的，是跟上北京的腳步。民國六年，胡適以「文學改良芻議」，在北大燃起白話文革命的火苗。兩年後，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掀起文學、社會、政治、思想全面現代化。

當時，板橋人張我君（中研院院士張光直之父）正在北京留學，立刻將訊息傳回台灣，種下了漢字文化、思潮現代化的種子。

胡適的精神遺產持續在台灣發酵。他的著作「中國哲學史大綱」及「大膽假設、小心求證」的實驗主義科學方法，都影響台灣高等學術研究。

他擔任中研院院長雖然不到四年，但奠下台灣科學發展的基石。他參酌吳大猷的建議，成立「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」，就是今天「國科會」的前身。

胡適一生以深入淺出的文字、學術研究在各方面「開風氣」，更致力於啟蒙民主、自由。胡適溫雅如英國紳士，始終堅持英美式的民主，而且反對用激進的革命手段達成。

胡適一生最重視思想獨立。他不黨不私，就是為保持自由獨立的言論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。

胡適的民主、自由主張，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啟蒙。他支持所有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，對人才的提攜不分省籍。台灣重要的思想人物，都曾受到胡適影響。

胡適一向相信，文字、思想的影響力超越所有武器的力量。他認為，雖然言論改革比較緩慢，但無人能擋。

他晚年提出「容忍比自由還重要」，認為民主自由最基本精神在於尊重不同意見、在於寬容。這樣的見解曾經被曲解，但在自由和自我價值混淆的今天看來，卻質樸而深刻。

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芳明肯定，自由主義在台灣宣告勝利，胡適功不可沒。

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劃時代的人物。因為胡適，台灣人得以用白話文表達新感情、新思想，得以過民主的生活方式。正如作家柏楊所說：「胡適影響到整個民族，每一個人都繼承了他。」